電影《爲愛朗讀》　　
　　 英國女星凱特溫絲蕾在影片《爲愛朗讀》（The Reader）飾演壹個曾在納粹德國集中營擔任警衛的文盲女子，因演技精湛而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。這部電影曾引發壹群猶太團體的抗議，同時亦在美國媒體掀起對政治哲學家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的經典著作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的熱烈討論。
　　
　　 壹九七五年去世的鄂蘭，可說是二戰期間流-亡至美國的壹批德國猶太裔知識分子中最具影響力的壹個菁英。她在壹九四壹年到美國，壹面研究英文文法與寫作，壹面鑽研納粹主義、種族主義、帝國主義與反猶主義，並出版了《極-權-主-義的源起》巨著。六○年代初，鄂蘭以《紐約客》雜志特約記者身分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（Adolf Eichmann）的審判。 經艾希曼批准處死的猶太人約有十幾萬甚或數十萬。戰後，不少納粹戰犯逃至南美洲隱姓埋名，躲在阿根廷的艾希曼，卻被厲害的以色列特工綁架到以色列。
　　
　　 鄂蘭連續旁聽了幾個禮拜，在法庭上仔細觀察艾希曼的反應和表情，《紐約客》發表了她的壹系列報導，壹九六三年結集出版。鄂蘭親眼看到和聽到艾希曼的審判，心裏有極大的感觸，她並不是以壹個文學家的耳朵去聆聽審判，而是以壹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政治學者的洞察力去了解審判。她爲這場震動全球的審判創造了壹個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的名詞“邪惡的庸常化”（banality of evil）。
　　
　　 艾希曼在法庭上不認罪亦不忏悔，有時還面露笑容，他說他只是壹介盡忠職守的納粹軍官，每天完成上級交代下來的任務（其中包括把壹批批猶太人送進瓦斯間毒死）。鄂蘭說，這種“邪惡”，究竟是壹種極端的表現，或只是壹種平常老百姓聽從命令，遵照指示的例行作爲？她認爲是後者。鄂蘭說，像艾希曼這種螺絲釘，納粹的國家機器（或黨-機器）中多如牛毛，他們只是壹群可憐的沒有思考能力、更沒有質疑權利的納粹官僚，每天做些“等因奉此”的例行工作，過平凡庸碌的日子。他們並不是邪惡的化身，真正的邪惡在制度、文化和整個政治-環境。鄂蘭的報導出現後，遭到許多猶太團體和個人（包括她的壹些好友）的痛批和謾罵，甚至诋毀她是“猶奸”。
　　
　　 電影《爲愛朗讀》的文盲女警衛漢娜.舒密茲（Hanna Schmitz），戰後成爲壹個中年女車掌，和壹個高中小男生狂戀，多年後身分被揭發接受審判，在獄中認真聆聽過去男友寄來的錄音帶，開始認字和閱讀。舒密茲只是壹個小警衛（官階完全無法和真實的艾希曼相比），她也像艾希曼以及其他成千成萬納粹機器的小螺絲釘壹樣，爲了生存和工作，每天輸送數十、數百猶太人進毒氣房。舒密茲在電影中爲自己辯護，她也敢挑戰法官，但她是屬于納粹精銳的所謂“黨衛軍”（ＳＳ）的壹分子，監獄乃是最後歸宿。
　　
　　 數十年來，在猶太團體和以色列特工組織的追剿下，不少像舒密茲這樣的集中營低階警衛被捕。鄂蘭雖以不偏不倚的立場報導艾希曼受審，並提出了“邪惡的庸常化”的說法，但她最後還是贊成處死艾希曼。最重要的是，鄂蘭強調，“邪惡”乃源于當-權-者拒絕了解人類的情況以及所做的決策將會産生何種後果。于是，邪惡即源源而出。
　　
　　 二戰結束以來，有關納粹戰犯被捕或受審的電影，層出不窮。最近在埃及開羅發現壹個數十年前改信伊斯蘭教的德國人（壹九九二年死亡），竟是當年屢以人體做實驗的納粹黨衛軍醫生。二戰以來，壹直爭議的壹個問題是，凡與納粹有關的人，不論職位高低都有罪；那麽，日本軍閥及其爪牙是不是也有罪？爲什麽納粹戰犯要東躲西藏，日本戰犯及其余黨卻在家喝清酒？